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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楼 发表于: 2020-06-13
  
wwr007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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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楼 发表于: 2020-06-19

文强,号念观,1907年9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

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加之毛家兄弟的母亲文氏与文家有亲戚关系,毛泽东兄弟俩便把文强当成小弟弟看待,感情很好。

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认,少年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曾因林彪枪支走火跟林彪打过一架。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在加入共产党的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中山舰事件”,文强退出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春,杨森接受朱德的建议,以黄埔军校的蓝本,办起了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文强被任命为该校学生大队大队长。同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

在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使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三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就此一怒之下,咱文爷就反草了。

由于在上海申诉无门,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不久,经友人介绍,文强参加了“少年通讯社”的工作,后担任该社社长。文强执掌该社后,该社的通讯稿件被各报争相采登,他的化名“文浮生”也是声名鹊起,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在记者生涯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本来以为可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可天有不测风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对日软弱态度,受到当局缉拿。

在这生死关头,文强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于是,文强于1935年底来到了杭州。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这位曾经在共产党内做了一些工作、担任过较高职务的人物便与共产党彻底断绝了联系,并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发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军驻上海各个司令部的战况。这期间,他遇到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四期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了,要他重回共产党。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

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其中的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任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强取道香港,历尽艰险辗转回到重庆。还没有安顿下来,1942年2月,又被戴笠派赴太行山区,其秘密身份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委少将参谋。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文强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联系上,又转到洛阳见到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由蒋鼎文安排进入了太行山区开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4月,日军发动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部很快投敌,根据地陷入敌手。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恰好这时,戴笠来电调文强为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还没动身前去重庆赴任,戴笠又一纸电令改派文强为设在河南的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副主任,并立即履职视事。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时,文强带着训练班2000多人负责炸毁国民党撤退路线上的所有桥梁,并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挡日军进攻。这一行动,文强干得相当不错,不仅有效地掩护了司令部的撤退,而且训练班无一人伤亡。于是,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5省和平、津2市的军统工作。在任职北方区区长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文强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1948年8月,他利用与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同乡的关系,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

是年9月中旬,文强接连接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命运真会捉弄人,试想如果当时文强留在程潜身边,日后可能就是起义将领了,与“战犯”的命运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背景基本如此。文爷就是这么个人儿:文天祥23代孙,毛的表弟,和周总理的弟弟、毛的弟弟好的穿一条裤子,然而受了委屈(有很大原因是受了毛的拖累,不过比贺敏仁幸运,命留住了),于是脱党去当了军统,在抗日战争中有功,结果在淮海战场上被抓了俘虏。

淮海战役中,文强被俘,后以战犯身份送往潍坊、济南战俘营改造。文强先生特别记述了周恩来总理托萧劲光专程赴济南代为看望一事。

“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72号,72号就是文强。”

周恩来总理委托萧劲光代为看望文强,固然有着与文强历史交往的原因(1925年,文强由周恩来介绍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转为中国共产党员),而更为可能的是鉴于文强与毛泽东的这一特殊关系,有意而为。由此,或可推断,只是限于彼此的身份,毛泽东不便出面,才在周恩来的探望商请后予以首肯,换言之,毛泽东尽管不怎么喜欢这个常与他“抬杠子”的表弟,但,并非不关心。

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文强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后,文强自述,“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23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26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不写就不写呗,也没事,然而,文爷装了一回史上古今独步的逼:

文强对监狱长明言:“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我当了俘虏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就这么着,两下里顶上了,一直顶到75年才特赦了文爷,文爷作为战俘蹲了26年牢!

周总理在文爷出狱之后还接见过他,中心思想就一句话:“你咋这样事儿滴涅?”
chunfeng0301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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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楼 发表于: 01-02
是否方便联系?也是军统史爱好者
chunfeng0301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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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楼 发表于: 01-02
回 35楼(帝国的黄昏) 的帖子
这本书能否分享,现在不好找了。
浦东树林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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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楼 发表于: 01-05

好选题!好帖子!在“动态”里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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