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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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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国家之下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账号:ohistory

   2014年3月7日,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继续他在北京大学的系列讲座。《东方历史评论》获得史景迁授权,独家全文整理、翻译了他的讲座录音。未经本刊授权,请勿转载。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独家整理,翻译

    

   今天的主题,我想把它称为“国家之下”(Below the State),主要谈一谈雍正统治下的世界。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势的皇帝之一。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我想用几个形容词来描述他:难以捉摸,强权,意志坚强,反复无常。我们很难评价雍正,他非常自省,而且看上去对自己在整个帝国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愧疚。这些印象都是雍正时期留下来的文献展示给我们的。总的来说,雍正是一个深具现代官僚作风的统治者,他几乎可以记录下所有事情。和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他认为最好的统治方式就是在自己的头脑中管理整个国家,而这也是唯一安全的方式。

   康熙在清朝初期创立了一套“秘密交流系统”。想一想,如果统治者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头脑中,那么当他丧失理智时,会发生什么呢?统治者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掌控所有的权力,但这不能告诉他在施展权力的过程中应该信任谁。因此,这种情况就导致了英文中所说的“Paranoia”(偏执狂、妄想症),随时随地去怀疑一切。

   我们现有的资料,向我们展示出一幅18世纪早期的中国的面貌。我特别关注1710到1735-1740这个年代,这段时间既是从康熙到雍正的过渡时期,同时也是乾隆逐步进入历史舞台的时期。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处理这三个人的传承关系。我也研究了曹寅,他是康熙的家臣和幕僚,他在内务府的熏染下成长,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想回到这个时代,去看一看那些以自己的方式理解现实、解读现实的人。这些人并不供职于任何国家机构,他们只效忠于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家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帝国也不甚了解——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我想谈一谈对于这些人的分类。我还会为这些分类提供相应的文献素材。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位于“帝国的底层”的群体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在历史资料中呈现出来的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展现这个群体在历史上的真实状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我们要考察的人物主要来自于山东南部、甘肃、地区、湖南中部、西安、浙江,还有一些人来自广西。

   在此,我想首先向我的同事孔飞力教授致敬。孔飞力先生在他此前的作品中,呈现了乾隆年间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他曾经提到过“剪辫子”,在当时辫子是一个男性是满人还是汉人的身份象征。因此,剪下敌人的辫子,成为一件非常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为此,孔力飞先生写过一本非常吸引人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我非常感激这本书把我引向了那个时代。此外,我所使用的史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来的。尽管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有所联想、有所怀疑,但是在我们身后有着大量的文献记录,有些来源于当事者自身的记录,有些则来源于旁人的记录。因此,对于今天的主题,我们会有不少非常好的历史凭证作为参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种类别的人。我从历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语声中(murmurs from the past)整理出了五类人群,在此和大家分享。你们可以赞成它,也可以认为这种分类太过宽泛或狭隘,对此提出异议。

    

   商贩和行医

   第一类人是商贩和行医。其次,是国内的流放犯人,这些人犯了罪,因而被帝国的法律判以流放。在清朝,流放是一种相当常见的惩戒犯人的手段,流放的地点依旧在广袤的帝国领土范围之内。在第三种分类中,我把两类人放在一起:行脚僧和考生。第四类,则是客栈或酒肆的店主。在这些地方会经常有流动者来来往往。第五类人,是那些算命者或占卜者,他们会通过观看手相或面相,或是通过一些隐微的迹象,来告知来者的命运。我认为观察这些“帝国的底层”之人的好处在于,在雍正时期,有各种各样的这类人,因此我们在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

   我们从第一类人——商贩和行医开始。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雍正时期最具流动性的一类人。商贩和行医这两种身份往往会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商贩经常携带着草药、医书、药方,必要的植物、昆虫,以及其他的药剂,将这些东西和他的货物放在一起售卖。他们走街串巷,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中国。在城镇,或是乡村,这些人挑着自己的货担兜售货品,有一些富裕的商贩也会雇佣他人来挑担售卖。这些兼职(part-time)货郎的生活相对独立,他们带着药草、药方,还有医术四处行医。这些医术一般记录着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

   我之所以对此类人深表兴趣,是因为在行医当中有一部分盲人医生,这令我非常惊讶。这些盲人医生大多自小就已失明。据我了解,在清朝,盲人是不可以进入私塾读书的,但是这些盲人获取了相应的知识,并且成长为优秀的医生。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结论令人惊讶,但也合乎情理。

   在这些孩子失明以后,他们的父母会雇佣专人来为他们阅读。阅读者会给这些盲童朗诵儒学经典,同时也会为他们阅读医书。我还不太知道这些阅读者的背景。不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盲人医生获得了他们流动生活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家境殷实,他们还会有自己的仆人。所以这些盲人医生是通过听和记忆来掌握知识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一座一座的小型图书馆。对我而言,完全依靠记忆来记住这么多文本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些盲医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他们走街串巷,他们传递着新鲜事和各路消息,他们构成了第一类人之中的一部分。

   在商贩或行医之中,还有一些人组成了某种社交团体。这些人相互结伴踏上旅途,他们相互照看,彼此结交为朋友,共同分享信息,比如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最兴隆。在这些团体中,有些人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有人则回到以前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商贩或行医中的一些人组成了某种社交团体。这些人相互结伴踏上旅途,他们相互照看,彼此结交为朋友,共同分享信息,比如哪些地方的人比较友好,在哪些地方生意兴隆。在这些团体中,有些人结了婚,组建了家庭,也有人则回到以前的家庭,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商贩或行医也为女性诊治疾病。当家里有女眷患病或是怀孕的时候,家人就会请这些行医来为她们做一段时间的诊治。我们对于中国医生为女眷诊病的一般印象是,他们除了诊脉意外,都和女眷相隔绝。但是似乎这些行医到那些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行医的状况有所不同。不过这些家庭的主人大多为商人或是地主,很少有官宦家庭会请这类医生为女性看病。

    

   流放犯人

   上述是我所说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是国内的流放犯人。在中国,流放犯人会被发配到一些特定的区域,主要包括湖南(尤其在长沙南部),一些罪犯会流放到广西,甘肃,或者是南部的省份如贵州,四川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放地。犯人从所在地发配到指定的流放地——这个过程是一套高效运转的系统。现存的官方记录显示,皇帝在数天或一周之内,就可以获知之前的流放犯人现在处境如何,是生是死,位于何处,是否结婚,是否新组建了家庭,是否和以前的朋友还保持着联系等等。这些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对雍正来说不是件小事,在他看来,好国家的标志之一就在于它能否追踪国内的流放犯人,一旦政治环境发生改变,原先的党派由于某种原因获得国家的承认,那么国家就需要找到这个犯人,撤销他原先的审判,那么他就可以重新回到以前的社会中去。雍正的这个观点为一些学者所研究,他们对比了海外流放和国内流放的概念。在西方,犯人往往会被送到殖民地或附属国,而在当时的中国,犯人则是在自己的国家被流放。

   在流放的路途上,流放者们逐渐形成了一些小的社群。被流放者一般不会独自一人,来自不同城市的不同的犯人会形成一个团体,他们在当地犯了罪,审判之后在差役的押解下前往流放地。押解的差役多为清朝的贵族,也就是旗人,毕竟在清朝是满族人掌握着政权。

   白天,这个流放的团体主要负责赶路;到了晚间,这群人则会形成一个非正式研讨小组(seminar)。白天行路的过程中,流放者、狱卒、差役各司其职:狱卒或许可以乘轿,不过我认为这不大可能,他们多半也会走路,最多会有一至两个人骑马。而到了晚间,当这群人驻扎进城镇之后,他们便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享有一些工作之外的自由,比如聚在一起共同吃晚餐。这顿流放者的晚餐将当地的居民*****在一起,农民、过路人、差役、包括被惩罚的流放犯人,他们围在饭菜周围,坐成一圈,听犯人们讨论彼此的刑法、量刑,当时的政治传闻等等。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加入到这样一个群体中,亲口和他们交谈,聆听他们所谈论的主题。不过,这类群体往往是没有组织的,不具社交性的小圈子。我并不认为这些犯人们喜欢流放生活,他们只是充分利用这种社交圈子,记录下他们的流放动态,为自己和家人保持联系提供更多的机会。

   在此,我还要简要介绍另外一类流放者。他们听闻谣言,认为有些流放地的生活要比他们所在的地方更好。一些人相信“井田制”,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它的愿景是回到周朝甚至是周以前的朝代。一些流放者团体认为“礼乐”文化的复兴近在眼前,他们会因此受益,并且生活得更加富足。出于上述这些原因,一些地区的流放犯人会逃到那些充满诱惑力地区,如四川。举个例子来说,流放至广西的犯人会真诚地相信四川的流放生活会更好。这是我们从一些档案中发现的材料。

   在这一分类下还有一类人,他们是生活在船上的人。如若不是探索“帝国的底层”这一领域,我们甚至都不能相信中国是一个“水上的国度”。在两百年前,中国的水运系统或许更加复杂,水上交通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水系、支流成为很多人的家乡。一些水路交通发达的地方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商业区域,人们付给船家摆渡费用,乘坐船只从一个城镇来到另一个城镇,在那里进行贸易,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又乘船而归,回到他们所居住的城镇。当人们从集市满载而归时,你可以看到一幅繁忙热闹的景象。这就是18世纪30年代,雍正统治时期,生活在船上或是水上的人组成的流动的群体。

    

   僧侣和考生

   下面是我之前提到的第三个分类。在这个分类中,我将两类非常不同的人物放在了一起:僧侣和考生。我们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但在雍正时期,把这两类人放在一起确实出于一定的考虑。我们发现,很多考生尽管屡次落榜,但他们仍坚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够及第。这个庞大的考试系统给年轻的文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不太清楚落榜考生的具体人数,但是确实有不少关于屡次落榜的考生的事例。

当时有一个文人前往湖南省去看望一个曾经的考生,这个考生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是后来从官僚系统中脱离出来。我觉得这种去官的现象没有获得充分的重视,这类人没有从考试的成功中获取任何好处。只有一两个学者做了对于这个群体的专门研究,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哪些人在科举中取得了成功,却主动没有进入官僚系统。雍正对这个群体很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这些人掌握了文人的技能,但他不清楚他们要将这种技能施展在何处,因为他们并不服务于这套官僚系统。
   在这些考试失利者的案例中,有证据表明,大多数人对于其他的考试失利者非常慷慨。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些赴京赶考的考生中,很多需要跋山涉水,走非常长的路途,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内心善良的士绅阶层。他们往往通过了考试,但是在仕途上没有太大发展。这些士绅给那些屡次赶考的考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借书给考生,给那些饥饿的考生准备食物,出钱埋葬那些死在赶考路途中的考生。有一次,一个来自湖南的考生前来拜访一个乡绅,但是这个考生在拜访过程中不幸离世,这个乡绅感到自己为此负有责任,心甘情愿地为这个考生安顿了后事,包括通知亲友,提供入殓的衣服,将其下葬等。这些无疑都要花钱,但是对于这些士绅而言,他们乐意这样做。

   和考生一样,僧侣也是一类有学识的群体。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寺庙,它们大多造型优美,并且分布在各个地区。在清代,有很多关于考生的文献资料散落在各个寺庙中。我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寺庙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的,有时候一些寺庙只有一到两名僧侣。但我知道,那些赶考的考生,或是考试落第的考生可以把关于他们的文件保存在这里,留给一个认识的人手里。因而,对这些考生来说,僧侣或是其他的宗教信徒刚好可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他们的一些家书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保存的。国家有的时候也会去这些寺庙搜查,寻找这些人留下来的,可能有用的文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赶路的人往往是一些文人,他们会随身携带着公文原件,如法律卷宗,那些有关遗产、守寡、再婚等事务的法律文件到这里。我们从这些文书中能够洞悉文人、僧侣还有寺庙管理者的那个世界。

   考生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群体。这些考生谎称他们通过了考试,实际上他们没有。在雍正年间,信息尚未充分公开。如果有人在贵州告诉他的乡亲们,自己前一年中了举人,除非他运气很差,谁又能发现他说了谎呢?奇怪的是,实际上的确有一个人对于这类考生的行为了如指掌,而这个人就是雍正。他发现这些谎称自己中第的考生会让整个科举考试系统陷入瘫痪。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人特别困窘,并且衣衫褴褛,但是同时又需要帮助 – 在当时的中国,衣着是判断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的最好识别之一,如果你来自于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那么你肯定会穿好的衣服,而且你不会自己带着行李 – 不过如果你不是如此,又希望得到乡绅的帮助,那么谎称自己中第是一个办法。

   赶考途中,考生会向殷实的人家寻求帮助。在考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这家人中恰好有人以前通过了考试,那么他们很可能会供其饭食,并且提供所有力所能及的帮助。不过,如果这个考生待的时间过久,那么这户人家也会婉言送客,在临行前,他们会送给这个考生一袋米,以这种方式维护对方的自尊。

   还有一些个别的例子。有时一些考试失利的考生在赶考途中会变成更好的学者,因为他们会在途中去他们寄宿人家的私人图书馆,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书籍,获得了更多的知识。

   这就是当时考生的一些真实场景,它充分地展示出科举这套系统在不同层面的复杂性,以及从中央到地方配置各类资源的困难性。

    

   店主

   第四类人,是那些茶庄、酒肆或是客栈的店主或是拥有者。我们一般不大清楚这些店主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往往拥有一些特殊的知识,比如说知晓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究竟怎么走,如何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诸如此类。这些店主不但了解那些分散的地标位于何处,而且能将他们周边一定区域的位置关系烂熟于心,比如说,他会对以店铺为中心,方圆15-25里的区域内的所有环境了解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在冬天,他们会为在风雪中迷路的行人指路,或是为他们提供御寒的衣服。

   这些店主还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他们会捐钱修建一些公共设施,出资埋葬路途上的死者,或是给那些前来求助的路人指路。他们有时还会和过路的人进行一些交易,比如说出售食物,或者允许路人用衣服换取一些食物。对于窘迫的文人来说,他们有时也会拿自己暖和的衣裳换取一些食物,但他们不希望这种交易被他人看到。如果一个文人看到另一个文人在出售自己的冬衣,那么也许他会走上前来和店家进行交易,以此维护对方的面子。

   有些情况下,一些出身低微的文人如果屡考不中,那么他会加入到流动者的系统中,成为一个四处行走售卖货物的商贩。这个案例表明,当时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我们如今会掌握一些案例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大多来源于调查者为雍正而展开的调查。雍正给调查者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并且要求他们一一予以回答。对雍正来说,他总是希望在一些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对事态了如指掌。

    

   算命者或占卜者

   算命者或占卜者是我所要说的第五类人。这些人一般会出现集市上,或是城镇的中心地带,有时在大城市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算命者的顾客,往往是那些赶集或是买东西的人。我们或许只能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从他们口中探听到一些散落的、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在这其中很少会包含必要的细节。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研究话题。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来自1730年代的数据,它向我们表明,当时看一次手相需要花费8文钱。当然,这一数据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不同种类的占卜可能在价格上有很大差别。就在不起眼的小摊上,一个人会告诉你一些对你未来至关重要的信息,甚至是某些警示——如果这一切只花费8文钱,那么我想你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等待看手相的长队伍中来。听这些算命者谈天说地,有时你或许会觉得这些东西无关紧要,但是如果耐心听,也会从中感受到当地生活的乐趣。

   算命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关于你的信息出售给你。他们会给出一些神秘的说辞,事关天体的运行或是天象的变化。在村镇,一般每隔十天会有一次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总会有算命的人、看手相的人。我们可以通过上乘给雍正的密折发现一些细节,比如说看手相的队伍有多长,等等。

   在城镇中,有随处可见的招贴、告示,这些告示记载在天象的寓意,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时在城里还有一个给病人把脉的老人,他自称已经年逾百岁,因此在民众中很受欢迎。在桥上也处处挂满了招贴,上面写着上天的预兆。皇帝在稍微空闲的时间里也会阅读这些招贴上的内容,获知这上面的内容,民众究竟在想些什么。因此,在当时使用这类招贴、告示是一种非常广泛的现象。

   当时还有一个比较轰动的事件。人们在一所书院的墙壁上发现了类似的招贴。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会在书院的墙上贴一些招贴,这并没什么稀罕。但问题在于,这个招贴是书院自己贴上去的。书院是传授儒家正统学说的场所,因此这在当时是一个负面的事件。雍正知道此事后,大为不悦,他命人到这个书院将这幅招贴揭下来,带到京城给他亲阅。然而,在揭下来的过程中,由于天黑或是疏忽,这个招贴有一部分留在了墙上。雍正拿到缺失了一块的招贴,命人再次回到书院,将那块粘在浆糊留在墙上的残片揭下来,带回北京。

    

   结论

   我们现在正在接近结论:我们从上述的资料中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眼里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要给上述的这些人一些形容词的话,那么有一些形容词看来是很自然的,对我来说能很好的描述这些的特征:他们容易轻信他人(Gullible), 当然他们也非常的慷慨(Generous), 他们有批判精神(Critical), 而且都是冒险家(Venturesome)。这些词看上去不是很中立客观,但是展现了这么一群非常有活力,也有很强流动性的社会人群的特征。我们发现很多人都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和家庭失去了联系,在那个时候,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但是很多家庭都无法联系上这些流动的人。

   对于雍正而言,在某些时候他对于军队非常的警惕,在他对南部和西部的几次战役中,他进行了扩军。但是他对于军队的管理非常小心,对于那些打散了的部队很在意,同时也注意任何不尊重他权威的旗人。在一封奏折中,一位大臣说他看到有四个旗人士兵在街市中行走,而雍正对于这样的细节,批示说,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看看这些旗人怎么会穿着制服去本地的街市,然后处罚他们的长官。这样的细节很有说服力。同时,雍正也怀疑船夫。在北京,对于船只的检查非常彻底,船舱中有哪些人是需要彻底检查的。当时还有很多的夜航船,很多中国人乘船喜欢在晚上,这样一早就可以到达他们的目的地。雍正很想知道这些船驶向什么地方,官员会说船太多了,我们没法知道每艘船的航线。雍正会批示说,你们一定得找到,我想知道!我问了一个问题,你得给我答案,如果没有答案,你就找出答案。

   我用了容易轻信这个词(Gallible),并不是贬义,只是说,对于这些居住在城镇的人来说,各地来的传说都很有意思,而且他们都能够理解这些讯息的含义。这些故事中有那些关于紫禁城中的丑闻的故事,关于皇储如何互相残杀的故事,雍正对自己的兄弟很残忍,这些故事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有些汉人被邀请去雍正兄弟的王府参观,以证明这些兄弟没有收到迫害,这些邀请函在寺庙中被保存了很多年,状况良好。

   曾静案是雍正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案件。在这间案件中,雍正认为一些汉人学者是叛国者,这些汉人学者鼓动帝国治下的将军反清,从西安起义,进而攻击北京。这间事情在人们之间口口相传,医生,商贩,算命的都会谈论这间事情。这件案件的处理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雍正非常费心思的和这些主犯交谈, 当然,是通过中间人,最后刑部认定这些人是犯了叛国罪,必须处死。当这个判决送到雍正手上的时候,他宽恕了这些罪犯。这个时候档案资料不能解释他的心理,他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雍正也许是认为:一旦这样的罪行败露,那么也就不再有威胁了。他没有给曾静定罪,而且还赏赐了一千两银子给他。十年之后,雍正去世,乾隆在即位后的几天,就宣称他虽然理解雍正的用心,但是觉得曾静仍然有罪,于是处决了他。

   最后我想谈的一点,当时的西方人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所知甚少。我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西方人,对这些生活在小城镇的,或者是高度流动的中国人的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有很多晦暗不明之处。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更好的注意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我们和未来的历史学者可以对那个时代有更好的,更清晰的认识。

   谢谢杜华,谢谢大家。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共账号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1936年生于英国,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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