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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大跃进时代的诗人郭沫若——从《百花齐放》到《红旗歌谣》



   《百花齐放》

   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家争鸣,是中国先秦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思想学术十分活跃的景象。百花齐放,对于已经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识形态所苦的艺术界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在公民享有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的社会秩序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就是常态。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知识分子的奢望。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就“双百”方针作了报告,郭沫若也感到欢欣鼓舞,于是从1956年3月30日起启动了一个系列诗歌创作计划,写100首颂扬各种“花”的八行体新诗。这些诗先是在1958年4 月3日——6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后结集名为《百花齐放》。诗中,每一种“花”都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时代精神。如:

   《水仙花》

   “碧玉琢成的叶子,银白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快,活得好,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

   郭沫若先是在1956年暑期试写了三首,后因“所熟悉的花不多,有的知其实而不知其名,有的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有的名实不相符,有的虽熟悉而并非深知”而暂停。到了1958年,受“大跃进”精神的影响,决定完成它。他到天坛、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园艺部访问,北京和内地卖花的地方,他都去请教过;还得到热心朋友的帮忙,“有的借书画给我,有的写信给我,还有的送给我花的标本或者种子”,终于在1958年写完了《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这些诗在艺术上的缺点是明显的。当然,这种硬性的比附,主题先行,对他已不是偶然。新中国成立后,诸如学文化、抗美援朝、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他都做了诗。比如:

   《学文化》

   毛主席告诉咱:

   工人阶级当了家,

   要把中国现代化,

   要把中国工业化,

   当家的主人翁,

   必须学文化。

   《防治棉蚜歌》:

   棉蚜的繁殖力量可惊人

   人们听了会骇一跳。

   棉蚜的生长季节里

   一个棉蚜要产子六亿兆

   这是单性生殖的女儿国,

   一年间三十几代有多不会少。

   《学科学》

   大家齐努力,

   一切动手干

   光辉的目标在眼前,

   加紧往前赶!

   和这些诗相比,《百花齐放》中还有一些对花的姿态的描写,诗味已多了不少。郭沫若在《百花齐放》后记中写道:“普通说 ‘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是选出100种花来写,那就只有100种,而不包含其它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花’,作为第101首。

   我倒有点儿喜欢101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些有‘即济’、‘未济’味道,完了又没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就意味着不断革命。”

   《百花齐放》从艺术上看怎么样,郭沫若心里是清楚的。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陈明远直接写信给他,说不喜欢他的《百花齐放》。他在1959年11月8日写给陈明远的信中说:“您对于《百花齐放》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尽管《百花齐放》发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誉,但我还没有糊涂到丧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样单调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连 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确实削足适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花盆架子,装在植物园里,勉强插上规格统一的标签。天然的情趣就很少了!……我自己重读一遍也赧然汗颜,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多年以来,我是愈加体会到:新诗,真是太难写了。所以当诗兴偶发,每每起笔就做成旧体诗。毛笔字也愈写愈滥,不可自拔。毛笔字、文言文、旧体诗,三者像向长袍马褂瓜皮帽一样,是配套的。……我何尝不想写出像样的新诗来?苦恼的是力不从心。没有新鲜的诗意,又哪里谈得上新鲜的形式!希望你在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1)

   现在看来,《百花齐放》的问题,还不只是艺术上的单调刻板,缺少诗味。更严重的是,在郭沫若开始这个系列创作的1956年,中国曾经一度出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度有过百花齐放的意味。然而好景不长,到了郭沫若大量创作和发表这些诗的1958年,实际情况已经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南辕北辙。经过反右派运动的风暴,百家争鸣已经被解释成两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成了只许放“香花”,不准放“毒草”,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和有个性的作品被打入另册,所谓“百花”早已在寒风席卷之后一派凋零。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发表的《茉莉花》里也写道:

   我们的花朵小巧,雪白而有清香,

   簪在姑娘的头上,会芬芳满堂。

   当然,人们也可以摘去焙成香片,

   厨师们更可以用来点缀竹参汤。

   有那肮脏的文人却称我们为“狎品”,

   足见他们的头脑是荒天下之大唐,

   这样的思想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

   打算过社会主义革命关,休要妄想!

   这时再创作《百花齐放》,不说是粉饰,起码也是文不对题了!

    

   《红旗歌谣》

   说到《红旗歌谣》,不能不从大跃进谈起。

   1958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来计划用 15年到20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三、四年时间就突击完成了。1958年毛泽东外出视察农村,有人提出要办人民公社,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成为圣旨,中共中央政治局很快通过了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那一年,还提出了在工业战线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增产节约”,“超英赶美”和“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举国飘扬的三面红旗。在这种“大跃进”的背景下,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民歌”。有代表性的如:

   《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社是山中一株梅》

   我是喜鹊天上飞,

   社是山中一株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

   石磙打来也不飞。

   《一挖挖到水晶殿》

   铁蹶头,二斤半,

   一挖挖到水晶殿,

   龙王见了直打颤,

   就作揖,就许愿,

   缴水缴水,我照办。

   《妹挑担子紧紧追》

   情哥挑堤快如飞

   妹挑担子紧紧追,

   就是飞进白云里,

   也要拼命追上你。

   这些诗最初是工农诗人所作,还是“劳动人民自由创作”,不得而知。它的民歌形式和新的生活内容使文艺界将其视为“新民歌”,说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郭沫若1958年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说:“由于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应当下乡去或到工厂去‘跑马观花’或者‘下马观花’,我最近也到张家口专区去‘跑马观花’了两个星期。的确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地方上的建设热情,真是热火朝天,正在排山倒海。……处处都在进行水利工程,在劈开山岩,抬高河流,使河水上山。……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诗画气韵生动,意想超拔,真是令人深深感动。……生产热情高入云霄,把太阳当着月亮,心境安闲;月亮当着太阳,勤劳不倦。

   月下挖河泥,千担万担,

   扁担儿——月牙弯弯。

   咕,咕,像一群大雁。

   朔风呼啸,汗珠满脸,

   今年多施河泥千斤,

   明年增产粮食万石。

   这是一首新的民歌。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

   这是又一首新的民歌。

   ……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你看,猪肉在见风长,果实在见风长,粮食在见风长,钢铁在见风长,好像都在为实现总路线而作最大的努力、最亲密的团结。”

   新民歌创作最初是有很大的自发性的,也不失想象的大胆与奇特。后来,随着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不合时宜的大办食堂;“放卫星”的浮夸风,文艺界也有人提出要放卫星。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不失时机地提出“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中国人多英雄多,一人一铲就成河。中国人多好汉多,一人一镐把山挪。中国人多画家多,一人一笔新山河。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 “放卫星”的 文艺创作很快变成一种行政行为。一些地方搞起所谓万首诗乡,万首诗兵营,万首诗学校,提出县县出李白,乡乡出鲁迅。一些基层领导强制性命令某车间、某生产队一夜之间要写出多少多少诗来,写不出来,不能睡觉,不能吃饭。搞得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为了完成写诗的政治任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抄我一句,我抄你一首,使民歌创作成了运动群众的蠢事。如“人有多胆,地有多大产”,“敢问河西英雄汉,小麦何时上五千”。“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这样的诗,不知编了多少。但是这种“创造”被郭沫若是这样看待的:

   “文艺也有试验田,

   卫星几时飞上天?

   工农文章遍天下,

   作家何得再留连。”

   “到处都是新李杜,

   到处都有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

   莎士比亚几千万。

   李冰蔡伦接联翩,

   建筑圣人赛鲁班。

   哥白尼同达尔文,

   牛顿居里肩并肩。”

   ――(《跨上火箭篇》)

郭沫若在《长春行》等诗集中,也记载下这样的诗句:“水稻产量的惊人,已闻亩产几千斤!”“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还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他还有诗曰:“各尽所能配所需,将成老生之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真是家常茶便饭。未来远景多灿烂?事在人为不虚玄。当前的跃进是榜样,跨上火箭往前赶。”
   1958年9月4日,他给《人民日报》写了这样一封信――

   编辑同志:

   我是8月31日来长春的,参加了精密仪器八大件试制成功庆祝大会,不日将离此回京。

   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早稻才闻三万六,

   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

   紧紧追赶麻城县。”

   请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

   超过繁昌四万三。

   长江后浪推前浪,

   惊人产量次第传。”

   这确实证明: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该诗如已发表,可否请将此信刊出以代更正。又钢产量千万二句,请改为“千万另”。

   郭沫若

   1958年9月4日于长春(2)

   从这封信看,郭沫若是很认真地相信了当时的浮夸宣传。通常,人的轻信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失误。但在当时,也有不轻信不盲从的人。平时养成了随波逐流的习惯,遇到这种大面积的谎话,就不容易识别了。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这样轻信,又会助长科学界的轻信。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科学精神之光,在中国大地上熄灭了。

   受毛泽东之命,郭沫若和周扬领衔合编的《红旗歌谣》,算是新民歌运动最权威的版本了。《红旗歌谣》的序言中说:“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以精选为原则。我们的标准是:既要有新颖的思想内容,又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我们看到很多的新民歌思想超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音调和谐,形式活泼;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我们带着无限的喜悦心情把这些民歌选在本集里。”比起大跃进时代各地制造的浩如烟海的“新民歌”,《红旗歌谣》编选的民歌,格调比较健康、清新。无论怎么歌颂,总还是“浪漫地”地夸张,人为地违背自然常识地胡吹滥造的没有。想象力“最丰富”的也不过是“玉米稻子密又密,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在浮夸风中还不算登峰造极。

   后来,郭沫若还是看出了大跃进的荒谬。在1963年11月14日致陈明远的信中他说:“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后来强调重视调查研究,树立’三敢三严’的作风,稍有好转。但是直到如今,诗歌评论界(以至整个文艺界)的风气,还是没有彻底端正过来。一些所谓文艺界头面人物,再次败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誉,把现实主义丑化为板起面孔说教,把浪漫主义丑化为空洞的豪言壮语。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3)

   郭沫若在20世纪的中国,是影响巨大的人物。说他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剧作家、诗人、学者、知识分子,他都当之无愧。对于作家、学者、知识分子来说,历史评价还有另一重文化尺度。这种文化尺度不是他看是否忠诚于他所效力的政权和领袖,而是看他的文化选择是否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郭沫若的晚年,不幸地处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被改造,精神被阉割的严酷环境中。遗憾的是,郭沫若虽然有着灵魂的挣扎与困惑,但他的主导面,不是疏离这种严酷的环境,而是顺应和强化着这种严酷的环境。从总体上讲,他成为知识界依附权势的标兵和表率。这就是他的身前身后引起了许多负面评价的基本原因。

    

   注释: (1)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109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2)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144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3)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275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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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的人格似有令人不齿之处,但以一己之见,遍读现代文学诸家,唯有他的文字堪称典范,可惜的是,他没能写出更多有意义的作品。如果与政治保持一定的举例,他应该不止于此。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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