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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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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胡适与“亚东本”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到北京领“韬奋奖”,全国版协的同志告诉我,王子野同志希望我去他家一趟。正好同住翠明庄的两位同行也想去看王老,于是三人同往史家胡同。在花木扶疏的小院深处的书房中,子野我谈到现在印古典小说的很多,但都是辗转重印,走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一折八扣书的路子;那时候,只有亚东图书馆印小说是严肃认真的。王老说:
“亚东本的标点者和发稿编辑是汪原放。我在亚东的几年中,亲眼见过他做工作,一部小说要搞一年半年,校十次八次。这样的编辑,现在恐怕不多了。这套书事实上的主编是胡适,选题、版本都是他定的,他还为每种小说写了很长的序文。比起现在当挂名主编的先生们来,胡适这种亲自动手的精神是非常难得的。”
子野同志于是提到了我在岳麓书社服务时印行的《三国》、《红楼》,认为印得还不错,但毕竟不如亚东本。他说:“你何不把亚东本的十几种小说全部重印一下?即使不说纪念胡适,纪念一下汪原放也是可以的,他还是我们党中央的第二任出版局长呢。”我告诉子野同志:早在一九八-九年,我就离开了岳麓书社,早已无法管那里出书的事了;不过,这件事情,总会有出版社愿意来做的。这时,同去的一位同志表示他们愿意做这个工作,不过希望子野同志和我各写一篇序文。我说:“我是不能写这个序的。亚东本早有胡适的序文了。即使是重印的前言,也只有子野同志您才能写,因为您是亚东出身的人嘛!”子野同志微微一笑,说:
“重要的是把书印好。序言嘛,也应该写一个,说明重印亚东本的道理。还是请钟叔河同志写,写好寄我看看。不叫序,叫前言也可以。要我署个名也行,表示我支持这件事。亚东有本小说有陈独秀的序,本是汪原放请陈写,陈要汪先写一篇给他看看,看后认为写得好,便同意以陈独秀的名义发表。陈独秀帮亚东做事从来不要钱,他早就是大名人,更不会要这个名。他和胡适都是为了新文化运动,为了推广白话文,才帮亚东的。”
当天关于这件事的谈话就到此为止。第二天,我找到戴文葆同志,请他帮忙在北京找亚东的本子。戴文葆同志乐于助人的古道热肠是一直使我感念的,他立刻冒着可畏的夏日,徒步到朝内大街去为我找书,结果一无所获。可见二十年来历经丧乱,连二三十年代印行的亚东版,也已成为凤毛麟角,仅就文化积累来说,重印也是很有必要的了。
回湘以后,杂务纠缠,一直没有缓过气来安排这件事。不料噩耗传来,子野同志竟突然辞世,他的嘱托已成遗言,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着不办了。
怀着纪念子野同志的心情,最近我把胡适和汪原放关于白话小说和亚东本的记叙匆匆重读了一遍,深深感到正如子野同志所说,胡适确实是亚东本事实上的主编。
一九一五年,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里开始提出“死文学”和“活文学”的问题,云:“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这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一九一六年,他又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云:“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一九一七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刍议》指出:“今日之文学,其足以与世界第一流文学相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仙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价值也。”读了《刍议》我钱玄同立刻响应,写信给陈独秀说:“小说诚为文学之正宗。”一九一八年,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断言:“死文言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少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并正式举出《水浒》、《西游》、《红楼》和《儒林外史》四种白话小说,作为有生命、有价值的“活文学”的模范。经过胡、陈、钱等人的大力提倡,到一九一九年以后,白话文就开始取得对文言文的优势。一九二零年,教育部以部令宣布,逐步废止用文言文编写的小学《国文教科书》,改用以白话文编写的《国语教科书》,《水浒》、《西游》的片断开始成为国语教材。这是白话小说有史以来的一个大变化,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一变而为“文学之正宗”,得与诗经、史记、韩文、杜诗并列了。
二十年代的胡适,和陈独秀一样,都不仅仅是写文章的人。他们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繁忙的社会活动,都懂得要凭借出版工作来推动新文化运动,亚东图书馆便是他们活动的一个阵地。胡陈二人的著译,包括影响极大的《胡适文存》、《独秀文存》,都是在亚东出版的。亚东的老板汪孟郊和陈独秀、胡适,汪原放(汪孟郊的侄儿)和胡适及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都有很好的私交(汪原放一九二六年入党,便是陈乔年介绍的)。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胡适又积极参与制订和推广新式标点符号的工作。一九二零年,汪原放在亚东计划出四部“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这是当时的广告用语)小说,完全受了胡适的影响,以配合胡适的工作。这四部小说,也就是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列为“活文学模范”的四部小说。
亚东出的第一部小说是《水浒》。胡适不仅为它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题为“考证”,实为新序),一年后再版时,又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水浒传后考》。《水浒传考评》一开头就说:“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标点读了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接下去又说:“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这是对《水浒》文学价值的评价。《考评》最后一段说:“种种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这倒是我要贡献给大家的一个根本的文学观念……这叫做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这就不仅仅是评价《水浒》,而是通过考证《水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观点。这篇序文,至今仍为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论文之一,它提高了当时《水浒》研究水平,当然也提高了亚东本《水浒》的价值。
接着,胡适又为《红楼》、《西游》、《醒世姻缘传》等写了考评,为《三国》、《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写了序言。亚东本《红楼梦》原用道光壬辰刻本(程甲本)作底本,后来胡适发现程乙本比程甲本好,就建议亚东废掉已有纸型,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情最能说明胡适和亚东(汪原放)对重印古旧小说的严肃态度和对广大读者的负责精神。胡适自己并不居功,可是他对亚东(汪原放)从事营业而能坚持研究的精神,却不止一次地提出来,表示赞赏。一九二七年他为新版《红楼梦》作序说:“从前汪原放先生标点《红楼梦》时,他用的是道光壬辰刻本,他不知道我藏有乾隆壬子的程伟元第二次排本。现在他决计用我的藏本做底本,重新标点排印。这件事在营业上是一大牺牲,原放这种研究的精神是我很敬爱的。”时隔三十四年,到一九六三年即他逝世前一年,胡适又说:“过去亚东图书馆的印书是不计成本的。他们有了稆、
程乙本,就全部另外排过,标点符号都要注意,校对又精。“(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
胡适帮助亚东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也是取酬的,亚东除了给他稿费、版税外,还曾按月付酬。但胡适之于亚东,一直重交情,一直视义重于利。抗战期间亚东欠了大批债,胜利后亚东老板见了胡适,说十年不曾付版税给胡,很是抱歉。胡劝亚东把纸型卖给别家,卖得钱还别的债主,至于他自己的版税,就可以不付了。
时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胡适、汪原放早已作古,王子野同志也离开了我们,他们所做的工作能否留存下来呢?是任其湮没、流失、变质,还是加以继承,努力发扬光大?我想,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不能不珍重前人留下的一切值得珍重的东西,不能只追求眼前的这个效益那个效益,不能不尽可能做一点自己真正该做的事。难道说,像胡适这样的作者和主编,像汪原放这样的校点者和编辑,像亚东图书馆这样的出版社,还有,像王子野这样的文化工作领导人,真的就没有了吗?
                                    转自浙江文艺出版社《钟叔河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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