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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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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败:被忽略的陆战战场

甲午之败:被忽略的陆战战场


  北洋水师覆亡的悲剧不仅是其自身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整体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整个军事体系还处在前现代时期,单凭北洋水师一支精英部队难以承担起整场战争的重任。



  多年以来,中国人一提起甲午年的那场战争,脑子里想到的总是北洋水师和“撞沉吉野”,似乎那场战争是在海洋上被打败的,实际上这是一种严重的历史误解。

  甲午战争中,从战役次数、投入兵力、直接影响各方面来看,陆战都远超过海战。人们由于对海战惜败的遗憾,于是把战争失败归于各种各样偶然的原因上,把一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至少几十年的重大战事,仅仅归结为修了一座园林这样非常个人的因素——其逻辑是:为了修一座私家花园,于是挪用了海军军费,于是少买了最先进的几艘军舰,于是在海战的关键时刻,少了那最重要的一击,于是就输掉了整场战争。

  这种逻辑,就如同欧洲的一个谚语:因为少了一根马蹄铁,于是输掉了一场战争一样,这种思维,导致人们对失败的原因缺乏全面的反思,反而只是抓住一些表面上的偶然的因素,做出的结论常常趋于情绪化,是不利于深刻总结历史的教训的。

  对“避战保船”的误解

  在多数甲午战史的正统叙述中,都把北洋水师的覆灭归之于其统帅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战略,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事实上,当时最希望北洋水师离开军港的恰恰是日本的联合舰队!只有那样,才能重演黄海海战的作战模式。离开了军港的保护,已经身受重伤的北洋舰队的优势就只剩下镇、定两艘超级铁甲舰,日本海军可以利用其快炮优势,重点攻击其他的中国舰船,最后再围攻此两舰,中方船速慢、舰炮发射速度慢,在海战中有明显弱点;而在防卫严密的威海卫军港,则海陆协同,入侵者是不易占到什么便宜的。故在黄海大战后,日本舰队千方百计诱使丁汝昌出海,以选择最有利于日海军的战场进行决战,实现其围歼北洋水师于海上、彻底夺取制海权的目的。以当时的情况,北洋水师的优势在于镇、定等舰装甲厚、抗击打能力强,而威海卫的地势又利于防守,李鸿章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违反军事常识。

  但问题是,本应固若金汤的威海卫要塞在短时间内就轻易失陷!1895年1月30日,日军进攻当天,南帮炮台就全部失陷,大炮很多未经破坏就直接被日军获取;2月2日,在日军进攻前,北帮炮台的守军就几乎潜逃净尽,日军不战而取北岸早已无人守卫的各个阵地。水师成为被关在自己家房子里的囚徒,腹背受敌!炮台的迅速丢失,使得北洋舰队直接处在敌人海、陆军的双重炮火覆盖之下,成了敌军大炮的靶子!整支舰队在港湾那么小的范围内东躲西藏,仅剩刘公岛一个支点。当时的指望,就是援军的到来,形成局部兵力的优势,哪怕收复部分的陆上阵地,打破日军的包围,否则北洋舰队就是敌军包围圈中的活靶子!——早在1895年1月20日前后,朝廷接到日军已在荣城湾登陆的消息后,下令清江驻军李占春15营、徐州陈凤楼5营、沂州丁槐5营火速前往救援威海。

  但有趣的是,一直到北洋水师完成投降仪式,这些有内线作战优势的、来自本土后方的援军,仍离威海甚远,后人似乎也没有去认真问过援军的问题,而援军正是解救北洋水师的关键!日俄战争中,203高地易手后,日军取得制高点,架起大炮猛轰港湾内的俄国舰队,这一刻就决定了俄太平洋分舰队的末日。可见,当威海卫诸炮台失守后,北洋水师覆灭的命运就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虽然当时海岸炮台被丁汝昌及时派人炸毁了一部分,但只要清军不能尽速反攻,夺回威海卫,则日军很快就可以运来大炮、修复海岸上的炮台,对北洋舰队实现炮火的全覆盖!其后经常被反复渲染的官员鼓动洋员逼迫丁汝昌盖印投降等情节,虽然很戏剧化,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忠奸角色的心理, 但其实并不会根本改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结局。

  被忽略的陆战战场

  甲午战争中,陆上大规模交战不下十余场,而海战一共只有3场:丰岛海战,作为甲午战争的首战而被放大,但这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遭遇战。黄海海战是海上最大的一次正式交锋,对其胜负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议,但北洋舰队仍保持了相当的实力。而第三次,严格意义上不是真正的战争,只是北洋水师被包围在威海军港内,逐渐被消耗最终全军覆灭的过程。

  在陆地上,则有成欢之战、惨烈的平壤保卫战、鸭绿江防之战、五次海城之战、盖平之战、牛庄之战、田庄台之战等多次重要战役,无论从双方动员的兵力,还是造成的军事影响看,都非同小可,却在其后的研究中长期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

  甲午诸役,清军多是处于防守态势,但完全守不住。旅顺和威海卫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港,经营多年,本应借助岸-舰协同组成坚固的防卫体系,固若金汤,故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接受德国顾问的建议,令实力受损的舰队留守在港内,保持对日本制海权的威胁,这样日本向大陆运送兵粮辎重就将受到很大限制。从战略上看,并非毫无道理。但问题出在——本应是水师屏障的陆地防御阵地居然在短时间内就轻易失陷,从而使北洋水师处于腹背受敌、被敌人炮火覆盖的境地!统计数字显示,威海卫南岸炮台有十几座,每座配备兵勇从几十名到300多名,在设计上形成交叉火力,可互相配合。但在30日一天就全部被日军攻陷!平均坚守时间仅4个小时,最长的也仅有7个小时。据日军战后的报告,日军死亡不足百人。而防守设施更薄弱的北岸诸炮台,则在日军进攻前就直接潜逃净尽,日军兵不血刃地直接占领。如此攸关水师命运的阵地,却如此不堪一击。在形势不利之时,陆军将领犹在与丁汝昌闹意气之争,不肯把大炮闭锁器拆卸,于是许多大炮完好地被日军缴获,调转炮口轰击北洋舰队。

  抛开战争的正义性不说,可以比较一下,在同一地点,在同一时期,发生的两次要塞保卫战,从而在军事上对清军的问题看得更为透彻:在1894年清军的旅顺之战后10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其中的旅顺口战役也是非常关键,双方势在必得。都是这些阵地,中、俄两国都很重视,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清军经营16年,物资山积,由德国技师设计防御阵地,战前号称“远东第一要塞”;俄国在旅顺花了数千万卢布的巨资,对每个阵地都进行了多重防护:堑壕,电网,机关枪等。物资则可供困守的俄军独立坚持半年以上。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不说将领的战斗意志(1894年,旅顺守将大部分逃走,甚至动用鱼雷艇把金银大批卷逃;日俄战争中,俄国海军主将马卡诺夫亲自上阵,因旗舰触雷沉没阵亡,日军乃木希典大将的两个儿子都战死在此一役中),单从海岸阵地的防守情况来看,清军旅顺周边诸炮台,是被日军在短短3天之内即全部攻陷(与威海卫的情况极为相近,但时间上相差了几个月,即威海卫的守御完全没有从旅顺之败中吸取任何教训);日俄战争的旅顺口之战以其惨烈成为日军多年的梦魇,日军参战人数13.6万,死伤6.2万,损失近半。俄军防守极其顽强,一些重点堡垒,如东鸡冠山、二龙山,是在坚守半年以后才在最后阶段被攻陷的。日军本计划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攻下,但前几个月成效甚微;到后期日军不得不使用肉弹战术,在俄军阵地布置严密的铁丝网、电网、堑壕前,在俄军一步不退的凶猛面前,日军一次一次只留下满坑满谷的尸体。仅203高地一处,日军就付出了16000人的代价。最后是靠不计损失,使用爆破逐堡争夺,一点一点推进,才逐渐取得战果,一口口啃下来的。在此战中,俄军展示出在那个时代阵地战能够达到的军事艺术最高水平。相比之下,我们对清军还是一支中世纪军队有了更鲜明的认识,这样的军事组织和素质,即使拿着现代化武器,打的仍是中世纪的战争。

  需要说明的是,在多次防守战中,其实旅顺、威海的地形是最好的,两地都经营多年,有配备完善的工事和炮火,尚且打成这样,而在其他临时性的战场,则更是毫无斗志。鸭绿江防之战,清军沿江一字排开,共布置了81营兵力,但只在虎山一处有英勇的交锋,一旦日军突破一点后,立即全线溃逃,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1895年初,有一个难得的战机:由于日军当时正在全力围攻威海卫的北洋水师,在东北的日本第三师团处于孤军深入、补给线漫长的地位,清廷这时集中了山海关外多路军队围攻海城,以几倍的兵力优势打响了海城之战。这是甲午战史上少有的清军进攻作战的例子。从1月至2月底,共5次大规模进攻,面对5800名日军,清军不断增加,从第一次的2万人,最多达到6万人,但战果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这样大规模的交战,敌方每次的死亡仅是几十人,最少的一次仅4人!这仗是怎么打的——清军每次攻击都仅持续半日,每次的作战方式极为单一:都是受挫于路途中的一个山头,遭到日军炮火远距离的打击后,在双方军队没有直接接触之前,清军各队就纷纷后退,各自撤退而去,于是每一次都是:打几个时辰有个交代就告终了,毫无战果。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甚至日军的后勤补给线也没有切断,使得日军在整个战役中军火、粮食一直非常充足!就这样,整个甲午期间最大的一次陆路攻势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不久,日军在迫降了北洋水师后,腾出手来,在东北大肆进攻,连陷多处军事要地,形成北可攻击盛京,南可威胁北京的态势。

  军队现代化整体迟滞

  多年以来,在甲午研究领域,重点还是传统的“忠奸模式”,于是对每个人物的评价成为了甲午学术上的主流话语,如方伯谦是否罪有应得,李鸿章是否卖国贼,慈禧是否一贯卖国求荣等等。而战争真正的败因却很少被深入探讨。我们看到,海战是甲午战史中难得的闪光点,作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先驱,北洋水师表现出了较好的职业素质和军事水平,水师覆亡的悲剧主要不是其自身的原因,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整体还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整个军事体系还处在前现代时期,单凭北洋水师一支精英部队是难以承担起整场战争的重任的。

  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战争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存在时代差距的两支军队,往往是以悬殊的战果,打出那种一边倒的战争:以几千殖民军征服一个国家的例子不胜枚举。甲午的失败,在于中国军队的主体——陆师的现代化远未进行,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晚清政府为了维持原有利益格局,把一切改革都尽量推诿的疲沓心态。

  甲午实为中国命运上一大转折。此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日本不但赢了,而且让它赢得太过容易!极大地刺激了本就势力很大的军部的胃口,开启了日后几十年日本向大陆发展、在大陆争取生存空间的野心。

  对于清廷的中央决策,过去总喜欢以主战派、主和派或者帝党、后党的角度来分析,似乎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就是爱国的。从战争的过程看来,主战派完全不了解清军的实力、真实状况、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出于权力欲而轻率主战,在战争过程中没有什么优异或英勇的表现,而战后的烂摊子他们也无能力去收拾;而主和派大多是一些老资格的官员,对清军的积弊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主张持重,至少并不是什么卖国贼!总是用这样简单的道德化的二分法来看历史,把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掩盖了,似乎回顾历史只是为了找出几个卖国贼,往他们身上推卸所有责任,而不是深刻反思胜败的近因和远因。

  后来的历史证明,未经现代化改革的清军主体——湘军、淮军、绿营、八旗,打的都不是正常的战争!这恰恰是甲午多数战役的根本症结所在。没有经过专业教育的军官团,没有适合现代战争的参谋部、后勤系统(清军还在沿用传统的幕僚、粮台),没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现代军事编制,没有效忠于国家而非各自主帅的军人——这样的军队,就只能在史书上留下“每战辄败”的记录,而根本不是与敌军在兵力数量上的较量。

  近代史上,虽然都是丧权辱国的战争,但还是应该加以区分——甲午与鸦片战争的不同:鸦片战争被大量书籍重点研究,只因为此战是近代史的开端,其实,由于武器上的隔代差距,胜负是一开始就基本明确的,道光用不用林则徐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林则徐也无法用冷兵器抵挡住欧洲先进的火器(林说过:“此时便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道光发配了林,倒反而成就了林的一世英名,使得他成为中国人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可以树起的少数偶像、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另一方面,我们对甲午的研究很不够。有关的研究文章,大量集中在战争的正义性、某个人物的评价这个层面,而对失败的具体原因、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缺乏细致的考察。与鸦片战争比较起来,之后的甲午、庚子才是中国的大耻辱——此时早已有洋枪洋炮,自强运动也搞了几十年了,为什么还是完败?!如果说,鸦片战争时,中英双方的武器差距是上百年,那么甲午时,双方的武器基本不存在大的差距,海军的镇远、定远比日军更先进,反而日本联合舰队中,很多船只是木船蒙上薄铁皮,与中方差距甚大。陆战是双方拉开差距的主要一环,在陆战中,日军基本上是每一次都达到了原定的军事目标,基本上每攻下一个战术目标都没有太大的损失;少数较为激烈的战斗如牛庄之战,部分清军打得较英勇,也往往是孤军奋战,得不到友军的配合。中国军队在自己的本土作战,却常常是以寡敌众!陆战的惨败、连败、大败,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命运,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应该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丢人,而有了洋枪洋炮后,甲午的失败、几年后输得更惨的庚子之役,拼凑起来的2万联军就轻易打到京师,那才是非常可怕的!中国军事科学院编辑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就坦承:“这次(甲午)战争,就陆海军实力来说,中日双方并无大的悬殊,从地理条件看,中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为什么会打成这样,这是比买几艘船更值得深思的。

  甲午之败对清廷决策的深度影响

  19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军事上的主流话语是“大治海军”,但甲午战败之后,这句话就再也不提了(直到抗战时代,中国海军的整体实力仍旧远逊于北洋水师)。实际上,对于战争的败因,当时的执政者就有清楚的认识,之后不得不做出了大力发展新式陆军的一系列决策,而把传统的旧军队绿营撂到了一边,甚至八旗子弟兵都在国家的军事系统中被边缘化。这对晚清直至民初的历史走向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两大重要决策就源于甲午战败的教训。

  1895年,甲午战败这一年,也是影响之后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起点之年:就在这一年,前中国驻朝鲜总督、资深外交官袁世凯,却成为了北洋新建陆军的统帅,开始了他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小站练兵。原因么,据说他有“知兵”之名——实际上,按照大清军界的传统,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袁既非满蒙亲贵,又无长期军队高层的资历,更无曾胡左李那样让人信服的军功,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的军界人物来搞“新建陆军”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袁早就留心西洋军事,让幕僚用翻译的军事书籍编辑了有关西洋操法蓝本,此时进献给掌军事的荣禄等人。清廷对传统陆军已深感失望,正要大力发展西洋式的陆军,对这方面的人才正是极为饥渴,再加上袁在朝鲜有过一些实际练兵的经验(规模很小的朝鲜王室卫队),于是一个清末民初最重要的军政集团就此诞生——正是这支北洋军,直接主导了清帝的退位;在民初政坛上,没有任何军阀能够挑战北洋集团的地位,直到北伐——而北伐之所以能够成功,还是由于北洋势力分裂,才最终得以把其各个击破,否则这支因甲午中日战争而诞生的军事势力还要更久地影响20世纪中国的历史。

  从另一角度看,北洋军的崛起只是那个时期大抓陆军建设的一个代表——没有它也会有其他类似的新建陆军出现。由于甲午和之后不久的庚子之役,清廷已经被亡国的危险逼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大清政权在它能从容变法之时不肯变,而到了它被形势拖着走的时候,许多结果也就非其所能完全掌控了。出于军事安全的最直接需要,朝廷不得不非常重视陆军的建设——甚至到了有些军事大跃进的程度:由于八旗绿营老朽无用,朝廷决意在几年间就在全国建成36镇新军,需求大量懂洋务的军官。于是众多的公派或自费留学生去到东洋速成学习现代军事,深受海外新思潮的影响。他们回国后几年内就迅速升迁到重要位置,如蔡锷掌握了云南新军,阎锡山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就领导山西光复,成为燕晋联军的统帅……这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少壮军官,控制了大部分新军,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

 

《凤凰周刊》李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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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baokui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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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12-04
顶一个!
hary1129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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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表于: 12-04
没亡国灭种,真是幸运
蜀云滇月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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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12-05
战争的关键是人,那时的人没有家国观念,所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需要被时刻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