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后一次接受采访说了些什么?

2019-07-29 14:28     阅览:2590    评论:0   
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潘大明    来源:文汇报   

  作者:潘大明

  陆诒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个采访他的记者

  1936年伊始,56岁的鲁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在日记中写道:“病情已经很深重,肩与胸一直在剧痛。”到了5月15日,“病又作,从那以后,一直热度不退”。他一直在接受治疗,居家未出门。
  5月18日,沪上细雨霏霏,鲁迅来到北四川路底(今四川北路2050号)的内山书店,等待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记者,接受他的采访。前来采访的记者叫陆诒,时年25岁,公开身份是《新闻报》记者,实际上他还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编委兼记者。一见面,陆诒就为因等电车而迟到表示歉意。鲁迅微笑着表示不要紧。
  采访从鲁迅对1935年“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谈起,然后谈了救国团体最近提出的“联合战线”问题,鲁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联合战线”口号的提出,当然必要。接着,他谈到文学问题,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最后,话题集中到汉字改革上来,鲁迅认为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是每一个进步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
  整个采访历时半个多小时。在陆诒看来,采访过程中鲁迅情绪热烈、态度兴奋,绝对不像一个病人。
  之后,鲁迅便卧床不起,查不出低烧不退的原因。期间,鲁迅亲自校阅了这篇访问记。在他5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得徐芬信”的记载。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发表了署名为“芬君”的《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而前一天,病重的鲁迅使用了强心剂。两天后,史沫特莱请美国D医生来诊断,病已危急。据冯雪峰生前回忆,重病中的鲁迅读过这篇发表的访问记。
  从这次采访到10月19日病逝的五个月中,鲁迅病情也有缓和的时间,他坚持写作,有时外出活动。但是从《鲁迅日记》中找不到关于这次接受媒体采访且发表的记载;除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鲁迅年谱》外,其他多种版本的年谱也都没有记载。在《鲁迅日记》《鲁迅年谱》中,也找不到1936年5月18日之后,鲁迅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记录。
  笔者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中偶遇陆诒,陆诒告诉我,他是鲁迅生前最后一个以记者身份采访鲁迅的人。陆诒为著名老报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当时,我并没有就此进行追踪,更多是对这篇访谈的内容给予关注,在我的著作《七君子之死》中,引用了这篇访问记中鲁迅关于“联合战线”的论述。直到近期,由于策划、筹备“七君子”事迹展览的需要,才翻出之前影印的《救亡情报》,对这篇访问记进行了研究。
  可以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策划了这次采访
  鲁迅为什么在病重期间,冒着细雨来到内山书店,接受《救亡情报》派出的一位年轻记者采访?《救亡情报》又是一张怎样的报纸?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283位知名人士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等八项主张。之后,上海相继出现了妇女界、文化界、电影界、大学教授救国会等组织。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推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以及其他一些人士为执行委员,领导民众抗日救亡运动。
  《救亡情报》是该会的机关报,5月6日出版创刊号,每星期出版一张(四版),发刊词指出:“各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以及敌人走狗——汉奸斗争。”
  在救国运动宣言签名、救国会各类活动中,找不到鲁迅的名字,也没有他公开站出来支持的记载。那么,《救亡情报》问世仅仅十多天后,鲁迅为何接受了它的釆访呢?据陆诒回忆,这次采访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安排的,并交代了采访目的:“主要是征询他(鲁迅)对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看法和组织文化界联合战线的意见。”陆诒根据徐雪寒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顺利地进行了采访,当天写完稿子后,交给了编辑刘群。“这篇稿子后来是经过何人送请鲁迅先生审定的,我从未打听过。”陆诒这样说。
  谁预约鲁迅作这次采访,又是谁把采访稿送给鲁迅审阅,目前尚无史料可供破解。但是,可以肯定与徐雪寒、冯雪峰等人有关。
  救国会成立时,中共地下党人钱亦石、钱俊瑞、徐雪寒等参加了救国会工作,他们相互不暴露身份,不发生组织关系。4月,冯雪峰受中央委托,秘密潜回上海,与救国会的领导人正式取得联系,转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是第一个公开身份代表中共中央与救国会领导人接触的中共党员,而且,这一时期冯雪峰与鲁迅交往密切。
  因此,可以判定是中共地下党人策划了这次采访,所以鲁迅才会带病冒雨前去。

  鲁迅在这篇访问记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原先陆诒在《救亡情报》上发表文章用的是“静芬”的笔名,可是这一次刘群要求他另起笔名,于是他在文稿的末端签下了“芬君”两个字。
  这篇访问记发表后,邹韬奋在香港主编的《生活日报》(1936年6月13日)、《新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五期)进行了转载,《夜莺》杂志(第一卷第四期)作了摘要,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鲁迅病逝后,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访问记》《鲁迅全集补遗》都收录了这篇访问记。新中国成立后,这篇访问记便消失在《鲁迅全集》等相关的著作中,没有全部公开过。
  对于这篇访问记,曾经出现过真伪难辨的说法,由于那时难以确认作者,文风又与鲁迅不同,于是,有人认为这篇访问记是伪作。1980年第一卷《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严家炎的《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通过对鲁迅关于联合战线的阐述的比对,确认它的可信。但是,他没有查证出作者是谁。紧接着,在该刊第三卷上发表了陆诒的《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澄清了事实真相。但是,严文与陆文都没有完整地公开这篇访问记。那么,鲁迅在这篇访问记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本报记者芬君

  满怀着仰慕和期望的情绪,去访问我国前进思想家鲁迅先生。
  在一个预约好的场所,他坐在那里,已经等了一刻多钟。一见面,我就很不安地声述因等电车而延过时刻的歉意。他那病容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宽恕的而又自然的微笑,对我说:“这是不要紧的;不过这几天来,我的确病的很厉害,气管发炎,胃部作痛,也已经有好久居家未出,今天因为和你是预先约定好的,所以不能不勉强出来履约。”听了他这些话,已足以使我内心深深的感动了!
  谈话一开始,首先问他对于去年“一二·九”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他鼓起浓密的眉毛,低头沉思了一下,便说:“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个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觉醒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枷锁了!”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再从这次各处学生运动所表达的各种事实来看,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在民族解放战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战争的主力军。在行动方面,譬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动手铺设起被汉奸拆掉的铁轨,自动驾驶火车前进,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得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缺憾和错误,自然还是有的。希望他们在今后血的斗争过程中,艰苦的克服下去。同时,要保障过去的胜利,也只有再进一步的斗争下去;在斗争的过程中,才可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其次,我问道全国救国团体最近所提出的“联合战线”这问题。他很郑重的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认为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条联合战线上,对于那些狭义的不正确的国民主义者,尤其是翻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心思。因为所谓民族解放斗争,在战略的运用上讲,有岳飞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确的,最现代的,我们现在所应当采取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这种地方,我们不能不特别重视。在战斗过程中,决不能在战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错误,都是整个战斗失败的源泉啊!”
  接着,他谈到文学问题,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闻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中国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机,鼓励战斗的文学作品,像“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我总还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国到处可听到大众不平的吼声,社会上任何角落里,可以看到大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流的斗争鲜血,这一切都是大好题材。可是前进的我们所需要的文学作品的产量还是那么贫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国青年对文学修养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还是在汉字太艰深,一般大众虽亲历许多斗争的体验,但结果还是写不出来。
  话题一转到汉字上来,他的态度显得分外的愤慨和兴奋,他以坚决的语调告诉我:“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僻的“□”字,或一个“□”字,到方格子里面去,也得要花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目前,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在我国已很有成绩。虽然我们的政治当局,已经也在严厉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们恐怕中国人民会聪明起来,会获得这个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这终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进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他扶病谈话,时间费去半小时以上。谈话时热烈的情绪,兴奋的态度,绝对不像一个病者,他真是个永远在文化前线上搏斗的老当益壮的战士!这次访问所给予我深刻的印象,将永恒的镌铭在我的脑际。
  临别时,我还祝颂他早日恢复健康,目送他踏着坚定的步伐,消失在细雨霏霏的街头。
  (本文抄就后,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
  以上文中的□,为本文作者无法辨认的字。公布上述文字,也是为鲁迅研究做一份小小的贡献。(潘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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